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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一句“君子登高必赋”，将登高与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民间节俗演变为一种具有深刻情感意蕴和深层文化心理的行为。从此，登高与文学密不可分，登高而赋最终成为文人的无意识习惯与集体情结。

登高则可望远，望远而致深思。在中国古典诗歌长河中，登高成为历代诗人笔下的不老的主题，几乎贯穿古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登高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名作，更有无法企及的艺术巅峰。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神思》篇也有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古人通过登高，将自己本身所见景象与审美感受表达出来。登高是情感的触媒，存在催化作用。

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登高而赋”的审美意境和审美内涵可谓多种多样，传达着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有着不同经历之人的各种心境与思考。

登高言“志”

当人置身于高处，“风定云开”。鸟瞰大地景物尽收眼底，极目千里之所见是开阔的视野。激荡胸怀继而生凌云壮志、不凡抱负。“登高壮观天地间”，“俱怀逸兴壮思飞”，豪迈的气魄，给人以鼓舞力量。

每一个时代都不缺英雄。英雄登临，赋王霸之志:前有“吞吐宇宙气象”踌躇满志的曹操，后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有志之士登临，抒豪迈之志:“海到无边天作岸，山临绝顶我为峰。”；“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抱与山开”。”归根到底，都是“泰山之志”。

“泰山心境”下的向上与超越的“泰山之志”，是一种生命的精神境界，最早可以追溯到圣人孔子。《孟子·尽心》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赞美的是孔子治世救国的理想抱负。中国文人志士无不以儒学为典范，保持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每临高处，自心底激发出这份远志与胸襟。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勇于攀登、不断超越、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这是对“泰山之志”最精炼的承继，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

登高明“理”

凭高而旷达，旷达而明理。王羲之《兰亭诗》中写道“廖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把文人登山临水之时的玄万物与玄思想通。

登高诗篇中，不乏寓理于景的佳作，往往存在“于写景之外，更有未写之境”的大境界。情景双关，“景”与“理”的结合，将景语与理语融为一体，即景即理，使诗语自然毫无矫揉造作、生硬刻板之意，以总结人生智慧，传达理趣。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便是这样一首理趣洋溢的哲理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简单的十个字揭示了深刻的哲理:站得高看得远。“登鹳雀楼”的意境由此而生。王安石《登飞来峰》中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苏轼《题西林壁》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满足于“泰山之境”，转变成了思理之境，悟出跳出主客观的局限超越自我，才能真正看清事物本质的“理”。

登高诗中文人所抒发的情感各有千秋，“志趣”与“理趣”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文学主题的审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