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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通过3期内容，介绍了珍宝岛、“913”事件后国内经济的调整，以及民生变化情况，本期进行第四次波动的总结（共3757字，阅读需13分钟）。
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大国并立，地缘战略基本完成。
美国高举自由大旗，实行自由贸易，减少经济壁垒，发挥资本优势，充分解放资本力量，进行劳动力和资源“掠夺”。每个国家一定自由范围内，在美国主导的发展框架里，提供发展动力。美国在其中扮演着中枢作用，享受制度红利。
苏联高举民主大旗，实行带有计划性质的工业圈发展模式。每个国家在苏联模式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件，提供单一的经济资源或者模式，并进行统一分配经济成果。苏联在整个经济体中间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第三世界解放战争此起彼伏，反抗浪潮风起云涌，自力更生、民族独立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主题，新中国取得的成功影响了一大批国家。毛泽东思想作为反抗霸权、争取民族独立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71年是西方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元年”，美国因为美元资本大量输出，其黄金储备完全无法支撑国家金融发展，在法国对美国进行黄金储备大量兑换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效仿。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在挣脱黄金储备的束缚后，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输出，在全世界范围进行投资，实现价值最大化，享受全球增长带来的金融福利。这也开始了西方制造实业的转移，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了亚洲4小龙、4小虎，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资本入股对整体利益进行控制。
在国内，国家领导人广泛认可“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全国进行了应战、备战为主导的经济政策“三线建设”，大量工厂、学校从沿海、交通便利的城市，向西部、大山深处进行了转移，进一步增加了经济成本，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此时，毛泽东认为，1967-1968年以大乱改变原有社会政治状况目的已经达到，下一阶段应该走向大治，从而实现以“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
为此，国家迅速发布命令，加强整顿，恢复和加强国家计划经济领导。稳定农村政策，对于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制度仍然坚持，同时在集体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 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扭转了前两年国民经济连续下降的局面，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45.8亿元，比上年增长16.9%。
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保证“三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央决定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内地战略后方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
为加快三线建设，1970年国家内地建设投资197.98亿元，三线建设投资163.13亿元，分别占投资的67.1%和55.3%。
为支持地方“五小”企业发展，国家财政计划5年安排80亿专项资金进行扶持。1970年，全国300个县办起了小钢厂，90%的县创建了农机修造厂，一些地区建立了纺织、榨糖、日用化工、小百货等轻工厂。
“五小工业”的发展与国家领导人主张农村就地工业化、发展小城镇、城乡均衡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思想有关。也为以后乡镇企业崛起奠定了基础。
同时，1970年3月，国务院要求工业交通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下放工作要求于1970年内完成。
很短的时间内，包括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当时全部中央企业大约3900个），都下放给各自所在的地方管理。
但在实际上，下放给地方的这2600多个国营企业，地方只是代管，人财物权仍在中央各部手里。地方对下放的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综合平衡，却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益。“WG”结束后，一些大型企业陆续又上收到中央部门管理。
由于一系列的措施，调动了地方的工作积极性，对经济提振有了较好刺激，促进了地方工厂的大发展，工农业都有了较高增长。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和管理，地方有了一定自主权，纷纷上马建设项目，基建规模不断扩张。
当年，计划投资228亿，比上年增长47%，但实际加上地方自筹资金，完成投资295亿，造成人力、物力紧张，内地经济建设规模急剧增加，同时消耗和浪费问题突出，沿海地区发展受到了限制。重工业建设进一步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1970年经济建设实际上进行了一次小跃进，这次急躁冒进不仅是经济计划投资“饥渴”性的反应，还有用经济增长来证明“文化大革命”正确性的需要。
到1970年底，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比上一年增长19.4%，保证了“三五”计划的完成，也促使1970年经济位于该周期的波峰。
“三五”计划是在高投入下完成的，带来许多问题，如积累率过高，原材料供不应求。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在原有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减。完成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但是粮食产量5003亿斤，只完成计划的86%。
由于盲目追求发展速度，推进重工业、国防建设，国民经济严重结构失调，当年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0-1971年间，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出计划2倍多。
由于劳动力比例失调，导致国家财力、物力承受了更大负担，一是挤掉了农业劳动力、二是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三是增加了货币投放，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从宏观角度来看，积累率过高，农轻重比例不合理，基建规模过大，经济效益降低。
为此，1971年后，国家经济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加强宏观调控，健全企业制度。同时调整国家经济机构，逐步改变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低计划指标，提升经济效率，并加强对职工人数、工资的控制。
国民经济连续两年出现了过热的情况。经济过热使积累率继续提高，原材料短缺更加严重，经济效率不断降低，最后导致1972年经济的衰退。
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期间，我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文件，陆续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内忧、外困的第四次经济波动中，虽然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国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1969年，我国最大现代化水泥厂，邯郸水泥厂建成投产。
1970年，我国最大的尿素合成塔在兰州石油化工厂试制成功、第一台超重型立式车床在武汉制造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空。
1972年，国家引进14套化纤、化肥成套技术设备，成为后来“四三”引进方案（即43亿美元的外国成套工业设备的方案）中的一部分。
当时整体的发展，仍然在追求全国经济平衡，为此给各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发展的权限，推动地区经济体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浪费和重复建设，当全国经济一盘棋发展时，那些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就首先受到冲击。
但在备战环境下，这样的选择有利于经济抗击打能力。而小企业的建设，有利于吸收当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剩余人口当地就业，进而推进人民公社工农生产一体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像华西村为代表的一些村镇开始有了自己的产业发展。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不论时局变化，追求工业化强国的目标从来没有动摇，在日拱一卒的努力下，工业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突破。
此时的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改善，但大家的日子还是比较穷苦。文化大革命，通过强有力的群众运动，让每个人能感受到当时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感情。
工农兵形象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普通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在穷苦的年代，大家精神却非常富足，把吃苦奉献当时基本要求，对财富的追求反而相当淡薄。
在当时上山下乡背景下，叠加城市就业岗位比较少，当时财富没有更多追求时，走后门开始流行。招工、户口、分配、上学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中央下发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要求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农工子女一样看待，要按照招生条件办事。
福建莆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老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儿子上山下乡后的一些实际困难，和一些干部子女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的不正之风，毛泽东回复“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2年4月，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分清是非，第二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努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进步。
回头看，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此时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整体的发展已经过了“打倒一切”，转向“治病救人”。
预告：第四次经济波动周期至此结束，下一篇1973-1977，新中国第五次经济波动周期，我们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