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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宪法在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第一条)。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条)。这是关于国体的表达，最实质性的内容是主权在民。
关于社会经济体制，明确提出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转型逐步消除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目标（第四条），特别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优先地位，但同时承认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合作社经济、个体经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存（第五条、第十条）。这意味着法律秩序以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其财产权保障机制和根据产权关系定义的政府具有鲜明的特点。
关于财产权，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住房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11条），依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12条），但同时也规定，国家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13条），禁止任何人使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十四条）。在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章中，也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是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照顾和保护公共财产（第101条）。在《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一章中，也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护公共财产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第101条）。相比之下，对私有财产的制度保障并不那么绝对和强大。
然而，宪法颁布约一年后，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和资本主义工商行业公私合作的高潮。根据计划，1967年完成的社会主义转型提前12年完成，财产公有化大幅增加。不到两年后，又发生了反右派斗争。1954年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受到群众政治运动的极大影响，一些法学家的宪法保护主张也受到了基于意识形态的严厉批评。1958年，当时担任上海市党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论文，激进批评私有财产、商品等价交换、就业关系等个人权利。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如所谓的大跃进非理性社会主义产业化、被称为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宪法名存实亡。
1975年1月17日，中国根据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政治判断，全面修改宪法。文化大革命宪法作为时代的产物，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明确规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规定，如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第85条）、国家赔偿请求（第97条）、继承（第12条）、生活和迁移自由（第90条第2款）在修订过程中被删除。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宪法》增加了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公民义务、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罢工的自由以及使用大明、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修订后的宪法于1978年3月5日颁布。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将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方面的现代化目标和物质鼓励写入序言，1954年宪法的部分内容在关于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章节中恢复。重新规定了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对青少年成长的保护、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等文化活动的自由。
此外，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公民参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计划生育的义务。
此外，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计划生育的义务。然而，过度意识形态对1978年宪法仍有很强的影响，宪法仍不承认和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国家赔偿请求权和继承权。因此，该宪法在1979年和1980年进行了两次局部修订。除了合理调整国家权力机构外，还引入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取消了使用大明、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鉴于缺乏局部修订，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于1980年9月10日全面修改宪法，以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经过两年多的起草、审议和四个月的全民讨论，新的宪法草案于1982年12月4日正式通过。修订后的宪法在章节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公民权利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增加了相关规定的数量，反映了个人法律地位的提高和对权利保护的重视。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第33条第2款）、国家赔偿请求权（第41条第3款）、继承权（第13条第2款）、纳税义务（第56条）等内容，使1978年宪法规定的国家管理权和计划生育义务进一步具体化，还增加了过去三个宪法版本不存在的一些新规定（例如，关于人格尊严的第三十八条；权利义务不可分割的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等。
在经济制度和财产权关系方面，宪法继续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先事项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七条、第八条、第三款），但也确认城乡工人的个人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人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人经济（第十一条）。
此后，鉴于1982年宪法中仍存在内部矛盾，在各方利益诉求的推动下，中国大胆开展经济改革，逐步引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相应的民商法和经济法规体系。
此后，鉴于1982年宪法中仍存在内部矛盾，在各方利益诉求的推动下，中国大胆开展经济改革，逐步引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相应的民商法和经济法规体系。在此过程中，有四起宪法修正案主要涉及财产权关系。
1988年4月12日年4月12日通过。有两个内容：
(一)在现行宪法第十一条中增加规定第三款: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引导、监督和管理私营经济。(二)修改第十条第四款，承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宪法修正案意味着国家承认劳动力和工业资本的积累；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和因素市场的合法性，如土地使用权的商业化和分配原则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使用权和债权的优势。
第二个宪法修正案于1993年3月29日通过。除了概念表达的改进，主要内容是承认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此为依据
在政治方面，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县、市、市人民代表大会任期从3年延长至5年；
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布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承认国有企业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经营。
改宪后，价格机制和企业家集团在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而国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从全能主义制度向某种形式的法团主义制度转变的倾向。
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第三项宪法修正案建议，并于1月30日通过新华社公开发表。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第三项宪法修正案建议，并于1月30日通过新华社公开发表。3月15日，宪法修正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审议通过。主要内容是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写入宪法序言，在基本规范中确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废除反革命罪的概念，进一步为私有财产权提供更依据。
宪法修正案于2004年3月14日通过，进一步推动私有产入宪，导致宪法文本发生以下重要变化：
一是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持积极态度，承认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具体修订是在宪法第11条第2款中增加国家鼓励、支持和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容，改变了过去关注个人经济和私营经济监督管理的基本姿态；宪法第13条第1款改写为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增加第3款：国家需要公共利益，公民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四宪法修正案实际上提出了五个环环相扣的宪法命题：
(一)国家承担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责任；(二)私有财产权不受国家侵犯；
(三)为保护私有财产权不受国家侵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征用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和法律规定，二是必须给予补偿；(4)之前的命题可以推断:任何不以法律形式出现的私有财产的征收或征用都是违宪的；
(五)非法取得的私有财产不得转化为不受侵犯的权利。可见，私有财产权实际上已成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甚至人权的一部分。可见，私有财产权实际上已成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甚至人权的一部分。
第二，在改变了私有财产的定位后，突出了如何处理产权人与无产权人之间的关系。
第四修正案为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试图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采取了以下三项根本措施：
一是构建低收入阶层安全网，宪法第十四条增加第四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其次，要充分承认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独立权益，补充国家在第十条第三款征用土地时应当依法给予补偿，防止任意侵占耕地的流动和劣势，维护农民的生活条件。
另一项政治措施是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以加强基层民主制。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新条款强调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有避免过高期望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这一声明实际上提示了以下两个审查标准：一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现阶段，社会保障不得低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二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水平必须相应提高，而不是停滞甚至下降。遗憾的是，弱势群体的谈判能力、团结权和社会资源再分配方式尚未得到弥补。
第三，第四修正案作为社会公平的新增长点，在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
人权一词直接引入宪法文本，加上尊重一词，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新权利观，即承认在国家成立前和国家规定之外有一些自然和固有的个人权利。为了实施宣言人权条款，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制度来检查和确认国家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充分保护人权，包括人权规章（宪法第二章）、国际人权公约作为审查现行法律、法规、决定、命令和行政措施的合法性的标准。这也意味着第四次修正案与前三次小改宪主要关注产权关系演变的内容有本质区别，开始为制度突破提供支点和杠杆。
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四修正案实际上是通过小改宪来测试大改宪的可能性。例如，把宪法第67条第（20）项以及第89条第（16）项所规定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虽然都包括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概念内涵，但前者是指“军事管制”和“军法支配”的包围状态，后者则仍属于“行政”的范畴。这种变化对加强宪法保障、执政、治国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为了有效实施上述四项主要修正案，还需要进一步配合宪法改革或立法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和程序审查国家机关的行为、措施、政策和法规（特别是司法审查）的合宪性
序。
